近日，我校考古科学中心联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考古学家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交流格局的研究论文，以《Geospatial modelling of farmer–herder interactions maps cultural geography of Bronze and Iron Age Tibet, 3600–2200 BP》（农牧互动的地理模型描绘了青藏高原青铜至铁器时代（距今3600-2200年）的文化格局），在线发表于Springer Nature旗下的综合性科学杂志Scientific Reports（doi: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50556-9）。本研究结合了陶器类型学、GIS建模及陶器社会网络分析三种手段，定量分析了研究时段内文化交流模式与农牧互动路线的关系，解释了文化交流的动因。近年来，网络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融合了网络分析法与中国考古中器物类型学的丰富实践，延展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内涵和解释力。本研究也系陶器网络分析法在青藏高原考古中的首次成功尝试。

多学科的科技考古成果表明，随着约3600BP之后驯化动植物的广泛传播，农牧业在青藏高原的史前生计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基于器物类型学的文化谱系研究及多年考古工作所积累的遗址空间分布数据也显示青藏高原在该时间段的文化交流强度和广度明显增加，遗址分布的空间范围拓展到大量高海拔地区。这一文化交流格局和聚落模式的巨变尚缺乏全面的考古学阐释。

针对这一研究空白，为探索究竟何种因素造就了3600BP之后的文化交流格局，本文基于全面的考古遗址数据库构建了两个计算机模型：一为模拟农牧民移动路线的农牧互动模型（SIMM）；二为定量描述文化交流格局的陶器社会网络。在考古类型学研究与计算机模型的定性比较的基础上，本研究探索了青藏高原3600-2200BP的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机制。

基于牧民“逐水草而居“的假设，本研究中的农牧互动模型采用了卫星遥感数据库提供的植被分布数据，模拟了古人沿最好的牧草向农区移动的最优路径。这一农牧互动网络与3600-2200BP青藏高原的遗址分布高度吻合，显示理论最优的生业移动路线与聚落空间分布模式呈正相关。

这一移动模式又如何造就了该时期的文化交流格局？本研究采用该时期遗址中已发表陶器的相似程度，定量地构建了一个陶器社会网络。该网络描述了该时期考古遗址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强度。理论而言，农牧互动所频繁利用的牧草丰茂的通道正如现代所常用的高速公路一般：离这条“高速路“越近，文化交流的速度应当越快，遗址的文化面貌就应当具有更强的相似性。

有趣的是，两个网络的对比显示出青藏高原文化互动格局与农牧互动的地理格局具有区域差异。在青藏高原东部，农牧互动的强度与陶器相似程度大体相吻合，显示出该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确与高原面上的农牧互动路线相关；而在高原西部，农牧互动的强度则远低于陶器相似程度，说明高原内部的农牧互动路线无法充分解释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互动格局。

结合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本研究进一步认为：由于青铜至铁器时代古人拥有牧业动物的帮助，具备了大规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动机和能力，因此跨越喜马拉雅的农牧互动可能导致了该时期西喜马拉雅地区遗址中陶器的广泛相似性。这一互动模式改变了该时期青藏高原的整体文化交流的格局。

论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为考古科学中心博士后陈心舟，共同通讯作者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西北大学客座教授Michael Frachetti，共同作者包括考古科学中心吕红亮教授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刘歆益副教授。

农牧互动网络（“高速公路“）与考古遗址分布的比较

a.农牧互动高速公路上的遗址连通性 b.陶器社会网络所见的文化相似性